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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浏览器“酋邦”是平等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过渡阶段，其一端始于平等社会的瓦解，另一端结束于早期国家的建立。二战后，受新进化论观点影响，这一概念在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中兴起。彼时的一些学者以“酋邦”作为研究早期国家起源问题的新思路。塞维斯及蒂莫西·厄尔等人皆是推动完善酋邦概念和构建酋邦理论的学者。酋邦概念自1983年由张光直引入中国，它对研究非国家分层社会的积极作用很快被童恩正注意到，该理论也由他最早应用于西南夷研究领域。自童恩正之后，学界逐渐认可酋邦理论的应用价值，并以此为指导产出了大批西南夷相关学术成果。《古代西南夷的酋邦社会与历史文化》一书，正是以酋邦理论为主视角研究西南夷社会问题的新著作。
李竞恒著《古代西南夷的酋邦社会与历史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年10月
该书借助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剖析了部分西南夷人群的社会形态。如夜郎酋邦的统治者会积极利用自身血脉的神圣性以维系权力。《汉书》中关于夜郎王兴与句町、漏卧“举兵相攻”“从邑君数十人”“刻木象汉吏，立道旁射之”等细节记载，展示出夜郎酋长也借助巫术和武力汲取统治权力。该书关注到西南夷人群具有“党母族”与崇尚巫术的习俗。据此来看《汉书》关于夜郎灭亡的记载，不仅仅反映汉廷夺取军事胜利的经过，还暗示夜郎酋邦灭亡的原因在于领袖血缘魅力与巫术权威的消解。作者对使用“套头葬”葬俗的夜郎墓葬，从墓主骨架、随葬器物以及出现频率等多个角度进行统计，从而得出“套头葬”可以标识血缘和世袭身份，其使用群体可能对应了夜郎“竹王”家族的结论。夜郎墓葬中出土大量兵器尤其是来自汉地的铁兵器，揭示了夜郎社会具备高度武装化的特点。而且长距离贸易，特别是自汉朝内地走私铁器是夜郎酋邦得以维系的重要依靠。滇是现存研究资料最为丰富的一支西南夷人群。在当时的滇池周边，分布有江川李家山、昆明羊甫头、晋宁石寨山等多处滇文化高等级墓地。而与出土滇王金印的石寨山M6建造时间基本一致、随葬礼器规格相似甚至更高的墓葬在上述墓地中都有发现。因此当时“滇国”的社会形态，很可能不像今人熟悉的君主制国家，其内部应当存在多个平行且相互竞争的统治家族。根据贮贝器提供的图像，滇人存在设置祭祀场、献祭战俘以及由统治者管理经济生产等社会行为。根据高等级墓葬的随葬品可知，滇人领袖掌握大批兵器、宗教礼器以及来自东南亚和中亚地区的显赫性物品。滇人酋长显然已是可以通过经济再分配、物化宗教意识形态，组织制度化战争以及控制长距离贸易等多种手段攫取权力的统治者。滇池地区的社会复杂化程度较高，处于由复杂酋邦迈向早期国家的过渡阶段。
筰都和昆明属于具有内亚文化色彩的酋邦社会。作者在《史记》等史书记载中辨识出筰都人群具有“披发左衽”的习俗，该习俗应是受斯基泰文化影响而形成。在《三国志》等文献记载下，筰都人群曾掌握当地的池盐生产与贸易，盐业贸易是筰都酋邦得以维系的重要因素。盐源老龙头墓地的发掘材料显示出，筰都人群所使用的装饰物品，既是当地人群参与长距离贸易的证据，也是中亚地区文化和宗教信仰影响当地的反映。筰都人群内流行骑马文化，该文化与中亚草原地区的萨满信仰之间存在关联，是筰都人群独特的精神要素。昆明人群在《史记》记载中处于“无君长”的社会状态，但作者认为昆明“善寇盗”与“杀略汉使”的社会行为，需要由具备一定社会管理能力的酋长组织完成。甚至在《华阳国志》的记载中，昆明首领具备依据习惯法裁判案件的权力。针对滇西北地区的游牧、石棺葬文化进行的考古发掘结果表明，昆明人群的文化部分源自内亚地区，该人群内有部分个体在作战中会装备铠甲。昆明酋长使用着编钟与铜杖等礼器以掌握宗教权力。因此昆明酋邦更可能是一类社会组织较为复杂的武士型酋邦。关于昆明社会落后的记载，可能出自其对手滇国的抹黑，这一点可以与上古西亚和埃及地区政权丑化敌对势力的行为相类比。
除去复原酋邦之外，该书也注重分析西南夷酋邦与汉朝统治秩序间的互动。根据《史记》、《汉书》等史料记载，汉朝在管理西南夷地区时建立了双轨制秩序，国家的郡县官僚机构与酋长领导的小共同体会在当地并存。另据岳麓秦简、张家山汉简、胡家草场汉简等出土文献，秦汉政权更倾向于以推行编户齐民秩序的方式整合边地。但这一策略可能会在小共同体和郡县机构之间制造张力，甚至引发冲突。像是由夜郎改设的牂牁郡，在汉昭帝、成帝年间就先后爆发过大规模叛乱。汉朝政府还在牂牁郡引入内地移民以促进编户齐民秩序的落地。在长期治理过程中，原先的夜郎酋邦组织逐渐瓦解。在滇池地区，汉朝既授予统治者“滇王金印”以管理当地人群，也同时设置了益州郡，根据《华阳国志》记载和河泊所遗址所出封泥，汉朝在益州郡进行了大举移民并完整设置有郡县的下乡、里基层组织与亭、邮系统。在汉昭帝至汉明帝时期，益州郡也数次爆发大规模叛乱，当地的部分西南夷酋长深度参与其中。经过长期治理，滇酋邦原有的大多数统治家族或渐次消亡，当地汉文化的影响力也愈发增强。
也有部分西南夷酋邦的社会组织在汉朝统治下愈发复杂。像是句町酋邦最先是由多个社会组织合作形成，汉朝统治者只授予了句町酋长“侯”的封号，显示出原先句町社会组织相对简单。但在汉昭帝年间，句町酋长组织武装参与平定西南夷地区的叛乱，凭借战争扩充了自身掌握的人口与财富规模，并获得了汉朝的“王”号册封。这极大地推动了句町酋邦社会的复杂化。在此后的历史中，句町王先是在诛灭夜郎王的战争中及时向太守奉献牲畜、粮食，又凭借反抗新莽统治在东汉朝廷中维持了原有地位。句町王长期得以保持自身地位，除去拥有政治智慧外，也得益于他具备强大的战争组织能力。根据考古所见，句町酋长的墓葬中随葬有大量青铜兵器以及象征宗教身份的铜鼓，墓主还使用汉地生产的漆器以及葬具等显赫性物品，句町聚落也呈现出一定的等级分化。句町社会无疑处于复杂酋邦阶段，并在与汉朝秩序的互动过程中，逐渐实现了向早期国家的迈进。类似的案例还包括邛人酋邦，根据《汉书》及《后汉书》等史料记载，两汉之际邛人首领之一，邛谷王任贵曾杀死越酅郡太守后“领太守事”。根据《后汉书》记载以及凉山地区的考古发现，邛人社会起先尚未受到大酋长的统一控制，人群结为松散的血缘共同体。但到了新莽时期，邛人的社会组织已然转变为军事型复杂酋邦，上层首领生出称王的野心。在杀死当地太守后，邛谷王便运用汉朝的郡县机构与邛人的酋邦组织对当地实行双轨统治。这既反映出邛人领袖对于汉朝治理模式的熟知，也表明汉朝治理促进了当地社会运行机制复杂化。
作者关于《白狼歌》的历史记载分析，则展现出汉朝与西南夷互动的独特形态。在《后汉书》记载中，白狼人群曾在明帝、和帝、顺帝期间多次归顺汉朝，又多次与汉朝断绝关系。尤其是明帝时期，白狼人群以六百余万人口内附，并向皇帝进献诗歌的行为很是特殊。然而，通过分析甘孜地区的考古材料可以发现，白狼人群的社会结构相当简单，人群结成一批血缘氏族组织，社会分化程度相当有限。白狼人墓葬随葬品数目稀少，零星发现的海贝、动物纹铜牌饰、铜环首刀反映出当地人群参与到西南夷远程贸易网络中，并与内亚草原地区存在文化关联。白狼人群居住地区缺少大型宗教建筑、大型墓葬和高规格礼器，表明该人群的社会复杂化程度较低，尤其不太可能存在掌握有较强权力的酋长或者君主。对于白狼来说，汉廷的认可以及封赏有利于生活物资以及显赫物品的获取。出于经济利益，定期“归附”汉廷是符合人群发展需求的策略。
该书对不少西南夷人群的社会文化现象给出了新解释。例如作者认为“庄蹻王滇”传说来自于“滇王”家族为赢得社会竞争进行的有意建构。在此基础上，书中又列举了大量关于统治者有意塑造自身血脉来源遥远且高贵的行为记载。司马迁渴望“天道”富于人情和同情楚文化的心理，以及西汉朝廷对远方存在华夏后裔的乐见，则促使了“庄蹻王滇”传说被采纳记录至今。姓氏与族谱是作者关注的一个重点，像是该书指出句町王拥有姓氏是西南夷地区的特例，姓氏在上古社会中发挥着团结人群的重要作用，也是极少贵族才能使用的特权事物。句町王的姓氏，是构建贵族血缘共同体的特殊渠道，对于句町社会复杂化具有重要意义。“哀牢王”家族不仅具有宗教色彩浓厚的出身传说，还世代传承族谱。书中将该习俗与夏威夷酋邦的族谱使用习俗进行对比，展示出族谱垄断具有彰显权威、维护权力合法性的来源和标识精英身份的重要意义。在具体解读酋邦权力的运行过程时，作者也多次运用社会学理论。如该书借用马克斯·韦伯的“卡里斯玛”概念分析夜郎“竹王”信仰，指出这类神话有利于增强统治者拥有的宗教魅力，维系统治合法性以及世袭性。对于西南夷诸多人群中存在的“党母族”习俗，作者在分析“母系社会”概念的来源后，认为该习俗只是西南夷的一类特定社会现象，并不具有社会分类与分期意义。针对“哀牢王”与“耆老”通过长老会议进行决策、西南夷长老引用《夷经》裁判纠纷等历史现象，书中选取习惯法在早期社会中的运用为视角，具体展现了酋长权威如何实际运行。在对冉駹酋长“颇知文书”的现象进行分析时，作者则借用列维·斯特劳斯对于南美社会的观察，强调文字本身和文字书写在先民认知中具有神圣性，冉駹酋长使用文书行政，可能也带有借助宗教信仰增强自身权力的考量。
综合来看，《古代西南夷的酋帮社会与历史文化》一书追随学术前沿，以酋邦理论为纲，采用多种材料，尝试还原西南夷社会的具体面貌，是运用酋邦理论研究中国历史材料的具体案例。该书表明，酋邦理论对推进中国上古史和文明起源研究具有积极作用。该书所展示的众多西南夷酋邦面貌以及西南夷酋邦同秦汉朝廷的互动情形，或将为基于中国材料完善酋邦理论提供启发。虽然该书在酋邦案例类比以及酋邦互动研究方面尚未着力太多，但仍不失为一本富有学术性、可读性和启发性的学术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