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字仲甫,1879年生于安徽怀宁(今属安庆),早年走的是读四书五经、经科举入仕的道路。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相继爆发,他目睹国家民族积贫积弱、被列强恣意宰割,深感焦虑与悲愤,下决心与科举决裂,开始参与政治活动。1901年以后的10多年,陈独秀先是追随康梁维新派,后来组织岳王会等反帝反清的革命团体和活动,参与辛亥革命、讨袁斗争。这期间,曾办报、办学、结社,5次赴日留学或避难,爱国救亡成为他这段人生道路的主基调。
1915年,袁世凯掀起复辟帝制、尊孔复古的逆流。这时,陈独秀第5次留日回国,他痛恨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反思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开始酝酿另一种革命。他认识到,中国要进行政治革命,要先“革中国人思想的命”;要实现根本救亡,要先廓清蒙昧、启发民智。他放出豪言:“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经友人帮助,陈独秀当年9月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从第2卷起改名《新青年》),他以这份杂志为主阵地,提倡民主与科学,批判旧道德和旧文学,擂响新文化运动的隆隆战鼓。
为了发展新文化出版事业,1916年11月底,陈独秀从上海来到北京,和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一起募集资金。
12月26日早上,他下榻的旅馆来了位不速之客,是他十几年未见的老友蔡元培。两人曾共同从事反清革命活动,组成暗杀团,还一起试验炸药。蔡元培此时即将就任北大校长,准备厉行改革、整顿校风。他与陈独秀稍事寒暄,便直入主题,邀请陈独秀到北大担任文科学长,并当场和他商量起整顿北大的办法。陈独秀自认为没有在大学教过书,也没有什么头衔,而且当时主要心思在办好《新青年》上,起初不想受聘。奈何蔡元培“三顾茅庐”,极具诚意,还许诺《新青年》可以迁到北京来办,他这才答应下来。1917年1月15日,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
陈独秀协助蔡元培从文科入手整顿北大。第一件事,就是延聘一批具有新思想的教授。他首先想到留学美国的胡适。两人素未谋面,却神交已久,因为共持文学革命的主张,远隔重洋结为知音。赴任北大前几天,陈独秀接到胡适从美国寄来的《文学改良刍议》,读后大喜过望,立即安排在《新青年》发表,随即致信胡适,邀其回国就职。1917年9月,即将拿到博士学位的胡适,经陈独秀举荐,担任北大文科教授。
继胡适之后,陈独秀延揽高一涵、刘半农等《新青年》作者到北大担任教职,邀请李大钊、鲁迅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加上倾向革新的北大原有教员钱玄同、沈尹默,新文化运动健将荟萃一堂,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
文学革命的战斗也正式打响了。刚到北大半个月,陈独秀就在当期《新青年》发表震撼文坛的《文学革命论》。该文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推倒贵族文学、建设国民文学,推倒古典文学、建设写实文学,推倒山林文学、建设社会文学,并表示如有志同道合之士,“予愿拖四十二生之大炮,为之前驱”。
新文化运动初期陈独秀发起的反对孔教的伦理革命,随着文学革命进一步走向深入。除了来自新文化反对派的攻击诋毁,也有不少读者来信,批评《新青年》的“非孔”立场。陈独秀通过答复读者来信、公开演讲和撰写文章等途径,传达他的观念:所谓的非孔,重点是反对其为历代统治者服务的纲常礼教思想;孔教已不适用于现代社会,成为文明进步的阻力。他积极宣扬和提倡近代西方以自由、平等、人权为标志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以生物进化论为基础的科学精神。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的初衷是启蒙思想,改造国民性,图根本之救亡,并把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很多青年也在他和《新青年》影响下成长进步。北大进步学子纷纷结社团、办刊物,迅速觉醒和活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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