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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修义：按照现在的习惯，这次会议确实应该安上一个“高层论坛”或者“顶级论坛”之类的名称了。可是，当时没有这样的风气。

你们这个问题的提法，反映的是当今的语境，而亲知者所感受的当时的语境是大不相同的。这使我想起冯契先生在《近代中国哲学的革命进程》一书的“后记”中所说的一段话。他说，自己与已经逝去的时代的思想家“精神相通、血脉相连”，有些就是自己的老师，非常亲切，非常亲密。我们这几个七老八十的编者与1957年座谈会上活跃的那些前辈也是如此。这种亲切带来的，一个就是“亲知”，即对当时的情况有比较切实的了解和感受，另一个就是冯先生所说，就有一种“同情的了解”。

我们之所以会起意编这本书，其中就有对我们的老师的感念。这里先简单说一下我们编这本书的缘起。最初是在参加汪子嵩先生主持的四卷本《希腊哲学史》发布仪式的同学聚会上。汪先生是我们的启蒙老师，我们入学的时候，汪先生在系里主持工作，又亲自给我们上了一年半的课。对他的为人、他的学问，我们十分敬仰。我们班上的不少同学半个多世纪里一直与汪先生保持着亲密的联系。大家感到汪先生“三十年磨一剑”，完成了鸿篇巨制《希腊哲学史》，已经为学界周知。但是他早年所做的另外一些大事，许多人都不知道。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院系调整的时候，北大的代理校长是汤用彤先生，汤的党员秘书，实际操作的就是汪先生。把那么多原来分散在全国各地各校的哲学名家都集中到北大来，组建全国仅剩的一所哲学系，并尽可能地把他们团结起来，还要想办法发挥老学者的作用，其难度可想而知。这些事本来我们并不清楚。改革开放后举行的几次系庆活动上，听到汪先生非常自谦地检讨自己在院系调整过程中做得不够的事情（如对清华来的评级较低等等），才有所了解。这是一件非常不易的事情，对哲学界来讲应该是一件大事。另一件就是1957年的中哲史座谈会。当时汪先生担任哲学系副主任、党总支书记，是座谈会的组织者。巧的是我们同班的调干生方昕，1956年暑期之后就调到系里当秘书，直接在汪先生的领导下，参与了从筹办到整理档案的全过程。方昕在同学聚会的时候，建议我们编这本书。他说，这是老一代学者敢于讲真话，向教条主义发难的一次会议，非常重要，也非常难得。汪先生能把这批老知识分子团结起来，又靠他同方方面面的良好的关系，才把这次会开成。于是我们就着手编这本书。方昕还跟我说，会议的全部档案、原始记录，他当时都统统整理好，送到学校的档案部门去了。如果这些材料能找到，很多问题就都可以搞清楚了。可是找来找去，只找到两份总结，就是书里收的《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工作总结（草稿）》和《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后的一些反映》。

汪子嵩等著《希腊哲学史》

接触材料后就想搞清楚一个问题，那就是这次会议到底是高层发起的还是北大发起的。“双百方针”提出之后，影响最大的是两个会议，一个是1956年夏季在青岛开的遗传学会议，另一个就是中哲史座谈会。遗传学会议，现在正式的党史都写上了，缘由和过程也非常清楚。而哲学史这个会，就看不大清楚。我现在的看法是，贯彻“双百方针”在自然科学找到突破口了，就是遗传学会议。但是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究竟从什么地方开始做，没有头绪。当时为什么要贯彻“双百方针”？书里收的方昕的文章写了几条，大概都说到了，一个要调整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另外一个，想通过对教条主义的批评，使中国从此走自己的路。

在这个会议上，不管对唯心唯物怎么看，多数是讨论真问题，也就是在他们自己真正感到有问题的地方说真话。郑昕的《开放唯心主义》最典型。比起冯友兰、贺麟这些政治上很老练的人来说，郑昕非常要求进步。我进校的时候，金岳霖是系主任，后来金调到哲学所去了，他当系主任。他真的很希望改造自己。各人政治经历不同，但都还是挺真诚的，只是表现的方式不一样。朱光潜讲的也是自己的困境。这是这个会能够开起来的很重要的前提。包括冯友兰，他有的时候确实是很不容易的，敢于把真话说出来。一个就是这个会，第二个就在学生都下乡下厂的1958年，他在《光明日报》上发了一篇题为《树立一个对立面》的文章，提出一个公式，“理论-实践-理论”。

虽然是哲学史座谈会，但这次会议的重点还是讨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关系，以致有些参会者认为哲学史座谈会变成了哲学座谈会。

赵修义：开哲学史座谈会来谈哲学问题，事实就是这样。汪子嵩先生他们要把这个会开起来是很不容易的。下面有这个想法，上面找突破口，但事情要你承担的。最先是他们主动去争取的。要开会需要得到支持和首肯，定什么题目、请多少人、什么规格，都要请示。

汪先生他们做了很好的组织工作。凡是主管单位，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相当于现在的中国社科院）、中宣部、教育部都点头了。开始北大建议由学部出面召开，学部实际负责人潘梓年一再说，在你们这里开最好了。大概是因为那个时候学部的哲学所刚刚成立，没几个人，就金岳霖跟贺麟，还是北大的哲学系人多，都在那儿，影响也比较大。

至于命名为哲学史座谈会，要说设计，可以说是，要说不是也不是。当时北大哲学系的格局，说是集中了这么多大家，其实有分量的人，都在哲学史这边。之前的哲学家现在变成了哲学史工作者。比如贺麟本来是学贯中西的哲学家，后来专门研究黑格尔了，变成外国哲学史专家。哲学史那边，老中青都很齐全的，老的像冯友兰，任继愈才四十岁左右，朱伯崑那个时候还是个讲师。任继愈在这个会上是很坚决地否定日丹诺夫哲学史定义的。

还有一个情况。当时哲学史好像还算不上是哲学。哲学是什么？哲学就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哲学大都是苏联专家上课，来培训中国的教师。主要的有名气的几个都在人民大学跟党校，在那边培养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队伍。在北大，老先生都要听萨颇什尼科夫上课。后来汪子嵩等慢慢接上去，才开始由中国的教师讲辩证唯物论。

所以这个会从具体的背景来看，是当时多种因素形成的，很难说是谁刻意的。

就历史环境而言，这样一场学术讨论会，多少会牵涉一些比较复杂的因素，与外部大背景的关联也不算疏远。召开这样一个会议，当时会不会有人担心在思想认识上引发一些分歧呢？

赵修义：我觉得这个会的组织过程本身就已经有这个意思了。总结里面说得很清楚。当时汪子嵩去请的重点发言，如胡绳、艾思奇等马克思主义的名家。关锋怎么来的不清楚，肯定不是汪子嵩去请的，关锋刚刚从山东调到北京，汪先生以前并不认识。当时组织者最后请胡绳来总结。他们主观上也并不希望把这件事引向不合适的方向。当然，再深入一步的话，一些微妙的问题也就随之浮现了，话锋多少是指向日丹诺夫的说法的。

从会议中各人的发言看，一些批评还是简单的、学理性不强。当时会议的气氛究竟如何？

赵修义：当时有些人说，这个会根本没什么意思。我们编书征稿的时候，也听到一种说法，说这个会没有什么争鸣。但是，我们仔细看了材料，觉得汪子嵩那个评价还是合乎实际的：这是“一次基本上做到自由争鸣的讨论会”。起码有这么几条：第一个，尽管有些话激烈，但是大家还就问题讨论问题。胡绳我还是很敬佩的，按他当时的认识，认真地、平和地与大家讨论问题。胡绳当时是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可没什么架子。大家都是坐在大教室里讨论。而且不分老中青，林可济是本科生，萧萐父是进修教师，他们都可以写文章，都可以参加会。

第二，是这个会讨论的是真问题，讲自己的真想法。老知识分子对自己学术思想的真诚还是保留着的。我较关注的就是洪谦，洪谦会上讲了什么我也没查到。按照维也纳学派的观点，唯心唯物都是老问题。洪先生肯定对这套东西是不满意的。1958年的时候，有位教师问他：“洪谦先生，你从维也纳回来了吗？”他没有回来。他写的文章是谈哲学史的学习，如何为大家学习哲学史做好史料的编译工作。大概是想着，借着这个会议，提升大家对哲学史的兴趣和重视，自己也能做点有意义的工作。这也是一种真诚的态度。还有黄子通先生，七十多岁了，是极其真诚地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他上课的时候跟我们讲，我看了恩格斯《家庭、国家和私有制的起源》的书以后，觉得自己以前对古代史的研究都不行了。当然贺麟是最厉害的了，书里特地收了他会后发表的文章，触到了教条主义者的最痛处——“教条主义者并不是小心翼翼，严格遵守经典著作的原文的人，而是习以对经典著作加以随意歪曲的人”，“教条主义者每每是应时主义者”。

第三，是像潘梓年事先期望的那样“反复论难”。你批评了我的观点，我可以接受你合理的地方，作出改进，再次发言；你的论据说服不了我，我也可以反驳。冯友兰、贺麟、张岱年等都有几次发言。这种反复论难现在也不多见。所以我们不倾向于认为这个会毫无自由争辩。会议本身还是有许多人在真诚地独立思考，发表自己的意见，相互切磋和论辩。包括有长期革命经历的，如胡绳、于光远这些人，都是很真诚的。他们都有独立的思考。

《现代西方哲学纲要》，赵修义等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6月出版

《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西方哲学——以问题为中心的断代哲学史》，赵修义、童世骏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3月出版

《赵修义文集》，赵修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