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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排比“福宁会议”到“姚平仲劫寨”的时间线，发现期间朝野正酝酿一场政治风暴。检索《宋史·钦宗本纪》《东都事略·钦宗本纪》《靖康要录》《皇宋十朝纲要》《三朝北盟会编》等今存编年史籍，可知在此期间钦宗颁发的圣旨以及朝廷处置的核心政务，均围绕如何应对该政治风暴展开，风暴中心则是“南幸”镇江府的太上皇帝与皇弟、郓王楷一行。

钦宗亲自决策姚平仲劫寨，成为学术界共识，至于钦宗为何贸然推翻“以二月六日举事”的集体决议，却鲜有人探讨。事实上，如果将这场政治风暴视为某种自变量，那么，姚平仲劫寨就是由其导致的因变量。太上皇帝“南幸”以后的一系列举动，给钦宗本人造成沉重的政治冲击与心理压力，搅乱了宋廷的作战部署，姚平仲劫寨很可能就是钦宗情急之下的激进应变策略，却因为李纲幕僚事先张扬的“露布”而走漏消息，遭遇挫败，亦即李纲所谓“失其所以战”。

姚平仲劫寨失利破坏了朝廷先前达成的集体共识，“朝廷惩刼寨小衂，不复议兵”，“盖不复有用兵意也”，钦宗与宋廷转而屈膝求和，与金朝达成割地、赔款的“城下之盟”，“一切许之，其后，果不能如约”。

对于钦宗而言，一旦危机解除，求和条件成为不能承受之重。此前被迫割让的“三镇”辖下的“保塞”，是“翼、顺、僖三祖陵寝所在，子孙奈何与人？”毁约势在必然，终至于金兵“遂再入寇”，此即所谓“失其所以和”。

姚平仲劫寨失利，金朝遣使问责，宋廷为尽快达成和议，转而将李纲作为“替罪羊”，“宰相李邦彦于上前语使人曰：‘用兵乃大臣李纲与姚平仲结构，非朝廷议。’”李纲遭罢免，随即触发“太学生伏阙”，结果，宰相李邦彦出局，中枢内讧，引发新一轮权力结构震荡与人事调整。

一

靖康元年正月二十七日，“福宁会议”集体通过“以二月六日举事”的决议与作战计划。次日，泗州奏：“承发运使卢宗元（李纲及《宋会要辑稿》写作“卢宗原”）行下司牒：‘奉道君太上皇帝圣旨：应淮南、两浙州军等处传报发入京递角，并令截住，不得放行，听候指挥。’又于正月十四日，承恭谢行宫使司劄子：‘奉道君圣旨：杭、越两将将兵、江东路将兵及逐州不系将兵及土兵、弓手等，未得团结起发，听候指挥使㬇，先具兵帐申奏。仍劄下镇江府、扬、泗州照会。如已差发过人数，并截留、具奏。’”（汪藻撰，王智勇笺注：《靖康要录笺注》，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第1版，第180页）

泗州，治今江苏盱眙，位于洪泽湖畔与运河沿岸，是交通与漕运枢纽。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二十三日，徽宗传位于皇太子，是为钦宗。二十九日，“上道君皇帝尊号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靖康元年（1126）正月三日，“夜漏二鼓，道君太上皇帝出通津门东下”，史称“南幸”。十五日，太上皇帝一行抵达镇江府，随即下令泗州截留北上勤王将士以及江南地区输往都城开封的钱粮物资，同时阻断朝廷与江南地区信息往来。

汪藻撰《詹太和墓志铭》，“上皇幸东南，事出非常。泗州当孔道，守臣皆惶恐称病，君以监粮料院领州事。一日，行宫关白：‘士卒若送文书如京师者，悉还之，且毋给其廪。’官吏莫知所从，君请白之朝，众持不可，君乃自为奏，间道蜡书以闻”。由此可知，“泗州奏”即詹太和所为。（汪藻：《浮溪集》，卷二十八，《詹太和墓志铭》，另见李心传著，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中华书局，2013年12月第1版，第12-13页）

汪藻三月四日劄子也称，“藻比过泗州，闻上皇之诏，止勤王之师，守臣惶惑，莫知所从”，“自江以南，已绝维新之望矣”，“此社稷之至计、庙堂之深忧也”。（汪藻：《浮溪集》，卷二十一，《上宰执乞道君还阙劄子》）孙觌撰《汪公（藻）墓志铭》，政和八年，汪藻与宰相王黼有隙，“寓家晋陵（今江苏省常州市）八年”，“渊圣（即钦宗）登极，召见为屯田员外郎”，或途经泗州赴阙。

詹太和“蜡书”内容不胫而走。三十日，“京师传闻太上皇到泗州，蔡（京）【攸】、童贯等建议留高俅以侍卫兵扼泗州”，“太学生陈东上书，乞诛六贼”，朝野进一步发酵。陈东称，“今日事势之急，殆有甚于夷狄之兵，皆由群贼误上皇所致”。一旦开封不守，太上皇帝与皇弟、郓王楷及其追随者“欲分我中国而王之”，“今日之势，夷狄非所患，所可深患而图之不可少缓者，正在此耳”。（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5月第1版，第238页）

秘书省校书郎余应求同日上疏称，“群奸随太上东去，今召之不敢来，责之不即罪，可不为深忧乎？”太学生陈东等人张大其事，“江浙之变，萧墙之祸”，“夷狄之患，止于手足；群贼之患，实为腹心”。当时宋人或严重误判金兵战略意图，但是，对于钦宗而言，陈东关于“腹心”与“手足”关系的论述却可能一击即中。

两宋之际，宋人讨论时局及其应对，往往征引同一知识背景或曰“先入之见”，即《资治通鉴》同编修范祖禹独立撰写的《唐鉴》，将“安史之乱”引以为戒。除唐永王璘的“割据之谋”是钦宗极力防范与遏制的极端情形外，太上皇帝与皇帝的政治权力关系，更是钦宗亟需解决的燃眉之急，太上皇帝能够继续发号施令，就与此有关。

学者任士英把唐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形容为“中央政治的二元格局”。（任士英：《唐肃宗时期中央政治的二元格局》，《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4期；另见氏著：《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第六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无独有偶，徽宗并非“裸退”，仍然保留了部分权力，鉴于史料匮乏，只是无法清晰勾勒靖康间徽、钦父子具体的权力分割而已。

二

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二十四日，钦宗即位当日，徽宗借内侍之口向群臣流露悔意，“内侍皆来言此举错”，而且，“翰林学士王孝迪实草赦书，而不著上自东宫传位之意”。今存《宋大诏令集》唯独阙钦宗赦书，《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六，第191-192页）予以收录，与北宋诸帝即位赦书相比，通篇未对徽、钦易代着一字，显示徽宗“内禅”暧昧之处：

十二月二十九日，“诏上道君皇帝尊号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早在政和七年（1117）四月，徽宗“册己为教主道君皇帝”，由此可见，尊号保留“教主道君”外，另尊为“太上皇帝”。

秦始皇统一天下，“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是文献记载“太上皇”最早出处。“汉高祖尊父曰太上皇，亦放此也”。“太上皇帝”首见于北齐河清四年（565），此后，唐景云三年（712），睿宗“传位于皇太子，自称太上皇帝”。

“太上皇帝”与“太上皇”仅一字之差，政治意涵根本改观。宋人谢维新明确区分“太上皇帝”与“太上皇”，“曰太上，极尊之称；皇，君也。天子之父故号曰皇，不预治国，不欲言帝也”。（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卷二十一，《帝属门》引《汉纪注》）

宋徽宗像

换言之，钦宗尊徽宗为“太上皇帝”，表明徽宗很可能仍“预治国”。事实的确如此，“南幸”以后，徽宗极为关注朝廷政事，“每月书至，必及朝廷改革政事”，且对钦宗决策与作为指手画脚，“道君因询朝廷近事，如追赠司马光及毁拆夹城等，凡三十余事”。作为“回銮”的要件之一，徽宗还以圣旨名义安排“道君太上皇后当居禁中，出入正阳门”，“有垂帘之事”，试图为自己遥控指挥埋下伏笔。

徽宗自称，“本欲内禅后于夹城中往还，抱子弄孙，不欲令皇帝频出，人主频出则不威，此本意也”。（第836页）钦宗“毁拆夹城”意在杜绝徽宗继续出入皇宫，染指皇权，徽、钦父子潜在的效法对象仍然是唐玄宗、肃宗父子。（赵雨乐：《唐玄宗政权与夹城复道》，《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其次，《宣和传位诏书》虽与今存北宋历代皇帝《遗制》名称不一，却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不过，仅《宣和传位诏书》对嗣皇帝权限范围做出清晰而明确的界定，“凡军国庶务，一听裁决”。

宋朝政治传统中，“军国庶务”又称“常程事务”，指有案可稽、有章可循的常规性事务，参考仁宗为皇太子“已亲庶政”先例，大致涵盖“应时政及后殿军头司公事素有定制者”，“时政之外，京朝、幕职、州县官、使臣、禁卒咸引对焉”。日常政务外，还包括接见中下级文武官员。（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十六，中华书局，1992年3月第1版，第2228-2229页）

“军国重事”是与“军国庶务”相对而言的。元祐元年（1086）四月，文彦博平章军国重事，涉及权限包括“所预事目，曰除前执政、尚书、节度使、翰林学士、御史中丞，曰除边帅、开封成都知府，曰大典礼，曰赦宥，曰要切边事，曰军马、河防措置事”，涵盖执政官、中央与地方要员人事任免以及重大边防决策。（《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十，第9990页）

据《宣和传位诏书》，以上“军国重事”，钦宗并不能专决，或许仍需向“太上皇帝”汇报与请示。可见，钦宗名义上即皇帝位，实质上甚至不如真宗朝“皇太子总军国事”权限之大。所以，“内禅”之日，“道君太上皇帝居龙德宫”，“吴敏除门下侍郎”，“以李邦彦为龙德宫使，蔡攸、吴敏副之，皆奉道君太上皇帝旨也”。“南幸”之际，徽宗又为钦宗指明方向，“予既往东南，教他皇帝去陕右起兵，图收复”。

再次，宣和、靖康之际，太上皇帝与皇帝政治权力分割，很可能参照唐景云故事。唐睿宗“传位于皇太子，自称太上皇帝”，“其处分事称诰、令”，“太上皇帝”继续以“诰、令”等文书形式处理政务。《宣和传位诏书》“凡军国庶务，一听裁决”，大致等同于景云传位诏书中的“三品已下除授及徒罪并令（皇帝）决之”。

至德元年，唐玄宗“内禅”，“改制、敕为诰”。靖康元年三月十五日，徽宗“诰赐宋㬇”，另外，“道君太上皇后曰：‘已得令旨居禁中。’”一为“诰”，一曰“令旨”，均与“景云（天宝）故事”若合符节。可见，徽宗大概同样保留以“诰、令”指挥政务的部分权力。

中国古代文书政治中，西周《尚书》以来，“诰、令”都具有广义“王言”性质。徽宗“南幸”，“太保、领枢密院事蔡攸除恭谢行宫使，尚书右丞宇文粹中除恭谢行宫副使”，以执政官为行宫使、副，可见行宫机构、人员配置，都与南宋孝宗“北内德寿宫机构的应奉性质”截然不同。（胡斌：《皇权的虚与实：宋孝宗朝的两宫体制运行》，《中国史研究》，2024年第4期）当然，金朝兵临城下，钦宗君臣大可以两宫隔绝为由不必事事遵禀太上皇帝，所以，徽宗要求钦宗就擅自处置“三十余事”做出汇报说明。

南宋官方纂修徽、钦两朝实录与国史，感觉无米下炊，而且官修实录、国史俱已亡佚，史学家李焘据实录、国史编著《续资治通鉴长编》徽、钦朝散佚，导致徽、钦易代之际史料匮乏。但是，“南幸”前后种种迹象表明，退位之初，徽宗仍然在制度上保留对“军国重事”部分裁量权。

太上皇帝—皇帝两宫体制下权力分配及其互动方式，必然对靖康初朝廷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并为“靖康之变”埋下隐患。这一点与“安史之乱”肃宗决策形成互文，“灵武故事”也是吴敏与李纲力促徽宗“内禅”的“前车之鉴”。

钦宗即位，“时日有五色晕，挟珥赤黄色，有重日相摩荡，久之乃隐”，“正同艺祖受命之应”。后周世宗显德七年初，“日下复有一日，黑光久相磨荡”，遂有“陈桥兵变”。宣和末年，天降异象，当时舆论场留给钦宗臣僚的观感，必然意味着太上皇帝与皇帝的“二元格局”，而非来自即将灭宋的金朝。所以，当时追随徽宗南下的侍从、百官，绝不只是避祸心理作祟，更多在两宫之间“人情观望”，这些都足以让钦宗投鼠忌器，姚平仲劫寨很可能就是钦宗情急之下仓促做出的决定。

在此背景下，检视李纲在姚平仲劫寨中的角色，或许存在另一种可能。安排姚平仲劫寨的同时，钦宗向李纲发出指示，“姚平仲已出兵，仰李纲疾速尽数发人马前去策应”。当晚，钦宗另一则“御批”称，“大功只在今夕、来早矣，首尾卿赞而成”。（第577页）

“首尾卿赞而成”，或许表明李纲参与讨论与决策，绝不像李纲回忆录中描绘得那么懵然无知。二月一日夜，姚平仲劫寨，“失其所以战”。二月五日，“资政殿大学士宇文虚中使金军，以知东上閤门事王（俅）【殏】副之，持割三镇诏书以行”，“和议遂定”，此乃“失其所以和”。

李纲的论述，明显模糊先后次序乃至背后因果逻辑。当然，李纲未提及的，还有金兵二次南下重要藉口，“朝廷遗契丹王及余睹蜡书”，宋廷准备策反降金辽朝宗室、契丹名将耶律余睹，李纲是始作俑者，“李纲力主邢倞结余睹之议”。李纲自辩，“属官詹（大）【太】和主之”。（《李纲全集》，卷八十二，《辨余睹事劄子》，第832页；卷一百十二，《怀泽与吴元中别幅》，第1060页）邢倞是蔡懋婿，蔡懋与蔡京同宗，关系密切。吴敏、李纲俱出自蔡京父子门下，吴敏、李纲主张“结余睹之议”的可能性极大。

三

如果以上推断属实，姚平仲劫寨果因太上皇帝“南幸”而起，那么，先后向钦宗上书汇报甚至极力渲染“南幸”危机感的监泗州粮料院詹太和、太学生陈东、秘书省校书郎余应求，都与李纲难脱干系。此外，时知扬州许份也与李纲关系密切，扬州是徽宗渡江前最后一站。（第1540页）

二月一日夜，姚平仲劫寨失利。二日凌晨，李纲奉命救援。三日，钦宗罢免负责京城守御的李纲与统帅西军勤王兵马的宿将种师道。五日，“太学生陈东伏阙上书，乞罢李邦彦，用李纲、种师道。”三月二十七日，尚书左丞耿南仲指斥李纲“与姚平仲结连二月一日刼塞”，“诣阙者乃纲使令辈数人”。耿南仲之前，同知枢密院事李棁亦称，“前日伏阙之士，其间有李纲故旧”。

时任侍御史孙觌也指涉陈东为太学生伏阙事件组织者之一，因此，陈东或与李纲及其党羽存在隐秘关联。（孙觌：《鸿庆居士集》，卷二十七，《侍御史论太学诸生伏阙劄子》）两宋之际，太学生陈东十分活跃。建炎元年八月，“陈东书欲必留李纲，归曲朝廷”，被斩于都市。（许翰撰，刘云军点校：《许翰集》，辑佚，《（陈东）哀词》，第194页）但是，陈东与李纲之间有无直接往来，鉴于史料匮乏，难以考索。不过，有一点，陈东“六贼”之论，确有拾李纲的牙慧之嫌。

宋钦宗像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钦宗即位第三天，李纲“上实封言事”，率先将童贯、王黼、蔡攸、朱勔、李彦、高俅六人比作“四凶”，虽无“六贼”之名，已有“六贼”之实。陈东随后将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列为“六贼”。今存李纲《靖康传信录》另载，“太学生陈东上书乞诛六贼，谓蔡京、蔡攸、童贯、朱勔、高俅、卢宗原”，则将蔡京、蔡攸父子并列为“六贼”。

政治情势与舆论氛围风云变幻，子孙为李纲编定奏议与文集，存在明显删改行为。（徐阳：《李纲〈靖康传信录〉原本发覆》，《文献》，2025年第2期，第58页）靖康元年九月，“臣僚上言”称，蔡攸引吴敏、李纲“为己肘腋”，“攸恐身去朝廷，祸将不测，遂用吴敏自给事中为中书侍郎，李纲自太常寺少卿为尚书右丞，托以庇其家，且谓敏有定策之功焉”。钦宗罢去吴敏宰相之职，手诏则称，“敏之为蔡氏腹心，明矣”，“盖攸方经营江浙之行，欲留腹心之士置在京师”。（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五十四，第404页）

不仅如此，“攸既以罪斥，纲被诏奉迎上皇，乃请以攸为行宫副使，欲使入朝”，李纲此举意在将蔡攸与太上皇帝随行的童贯、朱勔等“六贼”中的其他人物做切割，以便帮蔡攸脱罪，“又以攸有扈从之功，力为营救”，可见蔡攸被罪，李纲仍有意党庇之，李纲后人刊刻《靖康传信录》却隐没了原本中的这一关键内容。“少宰吴敏请令蔡攸劝上皇北归以赎罪”，可见，吴敏、李纲始终步调一致党庇蔡攸。（《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第13页）

李纲之子李秀之编次以及其孙李大有最终刊刻文集时的政治氛围已经彻底逆转，蔡京及其子孙都沦为“人所蹈藉者”，罪在不赦。（周必大撰，王蓉贵、白井顺点校：《周必大全集》，文忠公集卷三一，《蔡子亨墓志铭》，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11月第1版，第299页。另李纲奏议集及文集编集、刊刻经过，参见苗润博：《李纲〈梁溪集〉版本源流再探——文献著录与稀见抄本的综合考察》，《文献清源与史学问径》，第42页）因此，不排除今存《靖康传信录》载陈东将蔡京父子并列入“六贼”或为李纲子孙添改所为，进而陈东“乞诛六贼”与李纲“尧诛四凶”一脉相承。

陈东自述，“臣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曾同本学诸生等伏阙下上书，言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等六贼罪恶，乞行诛戮”，则仅比李纲“上实封言事”晚一天，两人心有灵犀、亦步亦趋。另据太学生沈长卿上书，“太学生陈东等率士数百伏阙上书”，还有另一重要诉求，“极言李纲忠义，李邦彦奸恶，冀陛下聪明睿断，罢邦彦而相李纲，以厌天下之论也”。

建炎四年，高宗赵构向宰相范宗尹表示，“（徽、钦）二圣朝，党与之大者，惟蔡京，次即纲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十九，第865页）建炎元年八月，汪藻撰李纲罢相制词，称其“沽名”、“颛制”，“第欲市恩于己，靡思归怨于君”。（徐自明撰，王瑞来校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十四，中华书局，1986年12月第1版，第902-903页）尽管无法确定李纲与詹太和此前是否有所往来，但是，詹太和很快受李纲赏识，被引为重要幕僚，李纲“宣抚河东，辟君为属”，詹太和为此不惜辞掉朝廷更具诱惑的另一项差使。

同样，秘书省校书郎余应求与李纲关系密切，也是太学生伏阙事件重要组织者，迅速呼应陈东伏阙上书，被视为李纲党羽。“（陈）公辅与谏官余应求言纲不当去朝廷”，“纲遂使其党张焘、冯楫、方元若、余应求、陈公辅之徒鼓惑众听，唱为伏阙之事”，张焘是李纲妻弟。

前文中的“露布”为方元若作。王明清《玉照新志》载李纲“属官方允迪为露布”，孙觌《辞免再除中书舍人状》亦称，“方元若草露布以侍破贼”。方天若字允迪，浙江桐庐人，方蒙次子。方蒙，“陈述古壻，多与苏（轼）、黄（庭坚）游”。（王明清：《挥塵录》，后录卷七，第132页）陈襄，字述古，今福建侯官人，长婿傅楫，是徽宗“潜邸旧僚”。（陈襄：《古灵集》，附录，《（古灵）先生墓志铭》；汪藻：《浮溪集》，卷二十六，《赠少师傅公墓志铭》）

王明清《玉照新志》引汪藻《靖康诏旨》以及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引《宣和录》则称，“行营司属官方会封邱门草露布”。方会字子元，福建莆田人。政和六（1116）年，给事中方会为太子詹事，是钦宗“东宫旧僚”。（陆游：《渭南文集》，卷三十六，《方伯谟墓志铭》）

综上可知，詹太和、陈东、余应求都与李纲存在隐秘关联，他们或遥相呼应，接力将太上皇帝“南幸”带来的政治危机摆上台面，令钦宗心急如焚，却十分符合吴敏、李纲政治利益。时任宰相吴敏还建议钦宗，“（陈）东之被奖，今适其时”，将陈东树立为太学生表率，“补迪功郎，赐同进士出身，与太学正录差遣”。

许翰诗称，“平生我三友，四海吴、李、孙”。（《许翰集》，第184页）“吴”指吴敏，“李”即李纲，“孙”为孙傅。李纲自称，“太上皇（帝）厌万几之烦，欲授圣子，意有未发，臣与少宰吴敏力建大策，赞成内禅”。官方文书肯定吴敏“定策之功”，钦宗拜相制书就称许吴敏“定禁中之策，实靖我家”。

无论谏徽宗“内禅”，还是劝钦宗固守，李纲都将“安史之乱”以及玄宗幸蜀引为前车之鉴，永王璘“割据之谋”自然是题中之义。况且，李纲、吴敏自诩有“定策之功”，是他们攀上权力巅峰的重要政治资本，仅此一点，两人就无法坐视太上皇帝驻跸江南。若太上皇帝与皇弟、郓王楷得逞，吴敏、李纲或将前功尽弃，甚至反噬自身。

总之，当詹太和奏报、陈东上书以及余应求论列，接力将太上皇帝“南幸”造成的政治危机暴白于天下，忧惧与焦虑终于导致钦宗严重心理失衡，使接下来的决策彻底变形。

穿越回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历史现场，也许更容易理解钦宗处境与心态。童贯“数摇东宫，力主郓邸，与蔡攸俱奉诏结郓邸为兄弟”，王黼也“与童贯力谋，数以诗进，显结郓邸和焉”，“内禅”之际，“时童贯有易置语”，由此推断，童贯大概有意以郓王楷取代钦宗。此外，“数贼密请郓王楷来到殿上，而（梁）师成实为谋始”，梁师成同样旨在拥立郓王楷登基。郓王楷更蠢蠢欲动，“帝内禅，（何）灌领兵入卫。郓王楷至门欲入，灌曰：‘大事已定，王何所受命而来？’”。

总之，当时政治情势纷纭跌宕，太上皇帝不甘于退出政治与权力舞台，皇弟、郓王楷及其追随者更觊觎非常。况且，童贯“总兵权凡二十年”，徽宗“南幸”，童贯“与殿前都指挥使开封高俅继领胜捷军及禁卫三万五千人扈从”。胜捷军是当时最精锐的部队，是童贯“亲兵”。此外，蔡攸为行宫使，“（副使）宇文粹中又是蔡京甥婿”，蔡攸亲弟蔡翛知镇江府，妻党宋㬇“添差（淮、浙、江、湖六路）发运使”，“发运使实总六路之出入”，控制整个朝廷经济命脉，“今国计所仰者，独东南六路转输岁额耳”。

以上种种因素综合起来，足以使钦宗辗转反侧。二十八日，“户部尚书聂山除延康殿学士、淮浙荆湖制置发运使”，钦宗以聂山取代宋㬇。二十九日，“高衛日下催促沿路纲运，发来赴阙，宋㬇罢发运，与在京差遣”，同日，赐死责授彰化军节度副使梁师成。更早之前，二十四日，“盗杀王黼于雍丘”。

为防止夜长梦多，一劳永逸地解决太上皇帝驻跸江南的隐患，留给钦宗的唯一解决之道，是尽快解围，奉迎太上皇帝回銮，这与“安史之乱”肃宗选择如出一辙。

当时，唐玄宗下诏“俟克复上京，朕不复预事”。由于这一“约定”或“交易”，“肃宗姑务欲速，不为远谋”，“欲速得京师”，不得不舍弃李泌“取范阳，覆其巢穴”的作战计划。（范祖禹：《唐鉴》，卷六，《肃宗》）钦宗步肃宗后尘，舍弃“福宁会议”决定的“以二月六日举事”的作战计划，提前发动劫寨之战，原因就在于“江浙之变，萧墙之祸，不可不虑”。

二月一日，姚平仲劫寨失败，为尽快解除包围，钦宗转向屈己求和，五日，宋廷与斡离不军签订城下之盟。十日，金朝退兵，开封解围，徽宗失去继续滞留江南的政治与伦理上的合法性，被迫北归。四月三日，徽宗“入国门”，重返开封，钦宗却抢先于四月一日下诏立皇子谌为皇太子，意在杜绝太上皇帝与皇弟、郓王楷非分之想。

一旦回銮，徽宗苦心孤诣的“一盘大棋”顷刻瓦解。钦宗授意太宰徐处仁率百官逼宫，“臣等伏望道君太上皇帝陛下顺苍穹之休命，遂黄屋之非心”，“谓宜慈孝之恩益敦，休极之乐无量，薄物细故，岂足寘怀？”继续干预朝政，将有违徽宗一向标榜的崇道、奉道的“初心”。（第839-840页）

最后，徽宗不得不借“御制青词”表明心迹，“若将来事定，复有改革、窥伺旧职，获罪祸大”。“青词”是道教奏章或祝文，徽宗终于作茧自缚，不仅全盘皆空，彻底告别权力舞台，反而激化自己与钦宗的矛盾与裂痕。很快，徽宗被软禁在龙德宫，彻底隔绝与外朝大臣的联系，这与乾元三年（760）宦官李辅国将唐明皇软禁在“西内”毫无二致。

钦宗以王殏提举龙德宫，负责监禁徽宗。“殏，燕国长公主子也。主，英宗女，适王师约”，王殏是钦宗母亲显恭王皇后的叔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