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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史记》所说的朝鲜又是在哪里？据传说，此朝鲜是由一位称为箕子所成立的部落联盟，在商末周初统治今天辽宁省西部一带。

换句话说，这则史料也说明了"朝鲜"这一名称，不是打从一开始就指的是今天的半岛，其实指的是今天中国的辽宁西部。《史记》记载：燕王卢绾谋反，逃入了匈奴地区。

卢绾的下属满，也逃离燕国，聚集了千余人，把头发改成蛮夷的样子、穿着蛮夷的服装，向东边逃离燕国国境，渡过了浿水，占领了过去秦帝国留下的军事要塞。《史记》所称的"满"，史学家一般称为卫满，过去是燕国人，应该也是有权有势的豪族集团成员。

但在与汉帝国的冲突中败下阵来，因而卫满带着几千人，从燕国的辽东逃到了朝鲜半岛北部。汉武帝刘彻上台以后，开始对四方进行军事扩张。

公元前108年，汉帝国大军开进平壤，卫氏政权亡国。此后，帝国在朝鲜中北部设置四郡，后并为二郡，也就是地图所称的乐浪与玄菟郡。

这个郡国体制在朝鲜西北与中部实行了四百多年之久。即使汉朝衰弱、灭亡以后，后来的中国政权仍以郡为单位，持续控制半岛西北部和中部。

在朝鲜半岛的西北部一带，虽然隶属于汉的玄菟郡，但在这个郡的底下有一强大的外夷县国，一群据称来自北方的夫余，在西汉时内附了帝国的高句丽。高句丽在汉郡国体制的位置，其实很类似于元代以后西南地区的土司制度。朝廷承认当地部族政权的统治地位，并授予官爵。名义上是在郡县或郡国体制下面，但实际上拥有自主性。

然而，这个作为县侯国等级的高句丽，到了东汉初年时，开始称王。根据《三国志》的记载，高句丽首长称王一事，显然也是得到光武帝朝廷的承认与册封。东汉之所以承认高句丽首长为王，应该是与东汉新的国策有关。事实上，东汉朝廷册封了诸多外夷首长为王。

因为从汉光武帝开始，朝廷便推出"省边郡"政策。当时，汉帝国已经清楚意识到，边境不断的扩张、设置郡县所带来的危机，尤其是统治成本的大幅攀高。

因此，汉光武帝改采内缩的边郡国策，大幅删减边郡的郡县政府。其中，包含高句丽隶属的玄菟郡也向内缩，守备范围离开了朝鲜半岛的西北部。

但应该能了解到，帝国中央政府退缩，不代表地方势力退缩。在清代，朝廷明确不希望汉人势力跨出番界，但闽南和客家的开垦集团依然继续跨出番界，进入生番地。

这在东汉时代亦是如此。"省边郡"只意味帝国退出边境管理，但地方上有钱有势的豪族，依然能向外延伸。这是中国汉人扩张的重要特色，不是单方面依赖帝国扩张，而是地方豪族为主体。帝国势力退缩以后，半岛北部的最大势力，不是高句丽政团，而是来自辽东的汉人豪族。

往后于东汉末年半独立的辽东势力——公孙氏，当是其中的佼佼者。公元二世纪末，以道教太平道为意识形态核心的黄巾之乱爆发，彻底削弱了汉帝国，进而军阀兴起。

其中，公孙氏以幽州、辽东为基地，将半岛西北部纳入势力范围。公元244年，曹魏大军讨伐高句丽，令其臣服。246年，曹魏大军开进朝鲜半岛的南部，与当地的政权发生交战。结果是，魏帝国大获全胜。然而，帝国中央与地方时常是不同调的。

就算帝国能在军事上征服这些地区，也不代表它们的郡县政府有能力或意愿统治朝鲜半岛。然而，公元四世纪开始，新的不确定因素再次出现。中国陷入长期的政治动荡。"五胡乱华"的爆发，促使晋帝国瓦解。早就长期生活于中国境内与塞外的胡族政团纷纷在华北建国。

西晋朝五胡杂居的状态是：辽东与今天河北北部、以及甘肃北部一带，分布了大量的鲜卑移民；甘肃中部与山西省，则有大量的匈奴部族民；而在甘肃南部与陕西、乃至四川盆地北部，则有羌人与氐人移民。

五胡乱华以后，中国北方陷入分裂，而此时，高句丽政团再次脱离。公元313年，高句丽攻下原本汉四郡的最后一郡——乐浪郡，正式成为半岛西北部的最强势力。

与此同时，半岛南部的新罗与百济也越发强大，开始建立自己的政府、社会组织，有效地扩大军事动员能力。半岛在五世纪中叶进入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争雄的时代，三方打得非常胶着。

而西边的华北地带，也逐渐出现统一的政权，再次带给高句丽巨大的威胁。北魏鲜卑政权从统一华北胡族国家以后，就自称为中国皇帝，并且要继承大汉天下。公元642年，高句丽政坛发生政变，大将渊盖苏文杀死高句丽王。唐朝廷得知以后，唐太宗宣布进军高句丽。

唐太宗告知臣僚说，辽东是旧中国所固有，是从魏晋到北周，才被放到边疆之外。隋帝国四度出兵高句丽，都是因为丧失纪律而败。

高句丽杀害了无数中国良善百姓，现在高句丽武将杀死了他的王，以为自己凭借天险就得意起来了。朕好几个晚上都在思考而睡不着，要为中国的子弟报仇，也为高句丽王复仇。今天九州安定，只剩这一个小角落没搞定，用将士之余力，平荡妖寇。新罗的势力很快取代了唐帝国。

公元676年新罗占领了整个半岛，帝国的都护府只能退回辽东。同时，新罗向唐帝国称臣纳贡，而帝国也不愿意再烧钱了，承认新罗的自治属国地位。只要新罗不与突厥联盟，损害帝国的北方边境的利益，唐帝国也不会过多干涉新罗内政。虽然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但统一往往都是下一个危机的开始。

新罗与东北亚大陆的政治局势，并没有变得比较平静。大概位于今天黑龙江、吉林一带的区域，也开始出现独立建国的王权，也就是渤海国。

当时，蒙古国正在研议将高丽彻底纳入郡县系统之中。1268年时，蒙古枢密院讨论再次出兵高丽。在会议中，当时一位在蒙古国享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汉人——马亨，称：高丽本来就是周代箕子的封地，汉晋时代都是郡县。今天高丽虽然来朝贡，但其心难测。

最好的办法就是，以东征日本为名派军进驻高丽，可以趁机袭击其国，定为郡县。1279年，南宋灭亡，元朝廷重新把目光放回东北亚大陆。1280年代，元朝廷将中国分为十个"行中书省"，包含高丽也成为"征东行中书省"。高丽王的正式头衔也变为元代中国的官僚，也就是"征东行中书省右丞相"。

1368年，吴王朱元璋在南京即位，并在同年拿下元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将蒙古元势力驱逐出中国，正式建立明帝国。大明成立以后，使得东亚大陆的政治局势出现巨大的变化。

1403年，朱棣下令，册封朝鲜太宗大王李芳远为一等亲王，正式将朝鲜纳入明帝国的宗藩之中。这个宗属关系到了十六世纪初时，在中宗大王任内，朝鲜更进一步将自己形塑为中国的"内服"，意指在明帝国疆域内的四夷属国，而非只是疆域外的朝贡国。

1875年，朝日之间爆发江华岛事件。日本政府派全权公使森有礼到中国。当时，实际控制中国外交的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

李鸿章告诉森有礼说：高丽属于中国几千年，谁会不知道？和约上所说所属邦土，土字指的是中国各直省，此是内地、内属，中国政府会对其征税，管政事。邦字指高丽诸国，此是外藩、外属。收税和政事向来归外藩属国自己经理。

这段对话中所称的"和约"，指的是中国与日本在1871年签属的《中日修好条规》。其中第一条规定：往后大清国与大日本国维持良好的关系，与天地一样无穷，而两国的所属邦土，也必须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犯越界，才能获得永久安全。

但随着时间进入1880年代，局势产生很大的变化。大清的经济与财政能力已经得到很好的复苏。这个问题很复杂，此处也不是重点。

况且，1880年代时，新疆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帝国花了将近8000万两白银，收复新疆。所以在当时，帝国已经有余力处理东边沿。

回望这段绵延数千年的历史，某些韩国叙事中所谓"朝鲜曾占领北京"的说法，实则缺乏可靠史料支撑。北京作为中国政治与文化核心，自周代燕国设都以降，秦汉至明清始终置于中原王朝管辖之下。

万历年间日本侵略半岛，明军跨鸭绿江援朝七年，北京城防严密从未受扰；清军入关后，朝鲜更以藩属身份遣使入京，史书详载行程，却无任何占领事件。所谓占领之说，多源于对边疆冲突的夸大解读，考古发掘的北京城垣遗迹皆为汉唐明清风格，未见朝鲜文化印记。

至于"东北是朝鲜的"的主张，则主要聚焦高句丽与渤海国。然而高句丽起于公元前37年，由扶余族人在中国东北建立，受汉魏册封，行政制度仿汉制，使用汉文官衔；吉林集安丸都山城出土的汉式砖瓦，证明其与中原文化交融紧密。

668年唐灭高句丽，遗民多迁入内地融入唐社会。渤海国于698年由粟末靺鞨人大祚荣创建，受唐玄宗册封为渤海郡王，效仿唐制度，遣留学生数百，上京龙泉府遗址显唐式宫殿；926年辽灭渤海后，居民多留原地融入契丹。

至于"古朝鲜文明凌驾于四大文明"的极端说法，更是与史实相反。古朝鲜相传公元前2333年建于半岛北部，考古证实其青铜时代国家形成于前四世纪，疆域限于半岛。

相较之下，埃及前3000年已兴起金字塔，美索不达米亚前3500年出现楔形文字，印度河前2500年城市规划完善，中国前2000年已有甲骨文雏形。

古朝鲜遗存如乐浪汉墓，出土多为汉器，未见独立发明；其稻米农业灌溉简陋，远不及尼罗河水利；聚落散乱，不及印度河排水系统之发达；青铜器亦仿中原式样。由此可见，历史叙述必须依凭实证，而非主观臆测。

北京、东北的历史归属清晰，古朝鲜文明的定位亦有据可考。唯有回归长时段的史料与考古证据，才能真正理解中朝关系的复杂脉络，避免陷入片面而失据的民族主义想像之中。

这是本期《亚洲观察》，咱们下期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