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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专家:很多国家都侵略过中国,为何中国人对日本的仇恨最大?

时间:2026-08-09 14:30:08 点击: 【字体:

有德国学者提出,近代侵略中国的国家不止日本,英国发动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沙俄侵占大片中国领土,八国联军也曾攻入北京,为什么中国社会对日本侵略的反应尤其强烈?这个问题看似在比较“仇恨”,其实首先要纠正它的前提。

中国人真正反对的,不是今天所有日本人,更不是日本的普通民众,而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以及现实中企图否认、美化这段历史的言行。把对军国主义的警惕,说成对一个民族的永久仇恨,既不准确,也容易掩盖问题的核心。

英国、法国、沙俄等列强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中国人从来没有忘记。圆明园遗址仍在那里,近代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仍写在历史课本里。

中国人没有因为今天同这些国家开展合作,就把它们当年的侵略行为一笔勾销。但不同侵略带来的社会记忆,确实存在差别。

西方列强的主要目的,多是夺取通商特权、赔款、港口和势力范围。日本军国主义在全面侵华时期所做的,却远不止抢夺财富,而是试图长期占领、分割和控制中国,直接威胁中国的国家生存。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投降,中国人民进行了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战火覆盖大半个中国,无论东北、华北、华东还是华南、西南,都有大量民众被卷入。

中国军民伤亡超过3500万,这不是一个抽象数字,而是数千万个破碎的家庭。一场战争能否留下长期伤痛,不只看打了多少仗,还要看它怎样进入普通人的生活。

日军的轰炸落在城市街区,扫荡进入乡村,强征劳工拆散家庭,细菌战和化学战伤害无辜民众。很多家庭即使没有军人在前线,也可能突然失去父母、子女和赖以生存的家园。

南京大屠杀、细菌战、“三光”政策等罪行之所以令人无法淡忘,是因为它们并非少数士兵临时失控,而是侵略战争体系的一部分。大规模屠杀、掠夺和奴役被当成控制占领区的手段,暴力不再只是发生在战场上,而是直接冲向手无寸铁的百姓。

更关键的是,日本军国主义不是打完一仗、逼中国赔款后便收手,而是在中国东北扶植傀儡政权,在占领区建立殖民统治,掠夺资源,控制教育和舆论。它想改变的不只是边界,还包括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政治归属和生活方式。

这就是日本侵华战争与部分西方列强侵华行为的重大区别。指出这种区别,并不是替其他列强开脱。

强盗抢走财物当然是罪行,侵占领土同样不可接受;但如果有人还想接管整座房子、控制家中成员,那种生存危机自然会留下更深的集体记忆。地理距离也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因素。

日本与中国隔海相望,两国交往延续了上千年,文化、人员和经济联系都非常紧密。正因为彼此熟悉,日本军国主义后来把枪口对准中国,带来的冲击远比一个遥远国家发动短期战争更加直接。

不过,把这段历史概括成“学生打老师”,也不够严谨。文明交流不是谁欠谁的人情,日本学习中国文化,不意味着它永远处于从属位置。

真正需要反思的是,日本近代完成工业化后,为何没有选择平等合作,反而把殖民扩张当成强国捷径。还有一个因素,决定了历史伤口能否慢慢愈合,那就是战争结束以后,加害方如何面对过去。

承认责任、保存证据、教育后代,与模糊侵略性质、淡化战争罪行,带来的结果完全不同。时间可以冲淡记忆,却无法替代真诚反省。

客观来说,日本政府过去发表过反省和道歉的政治文件,日本社会中也一直存在反对战争、调查侵华史实的学者、记者和民间人士。因此,不能简单说整个日本社会都在否认历史,更不能把所有日本人捆绑在军国主义的战车上。

真正造成不信任的,是日本国内另一股政治力量长期存在。一些政客在口头上表示继承战后反省,行动上却又同靖国神社保持联系。

2026年4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内阁总理大臣”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引发中方严正交涉。靖国神社供奉着对侵略战争负有严重罪责的甲级战犯。

日本政治人物以公职身份向其供奉祭品,外界关注的并不是一次普通宗教活动,而是日本能否在国家层面同军国主义真正切割。历史问题反复出现,当然会影响受害国民众的感受。

德国经常被拿来与日本比较,但这种比较也要克制。德国战后对纳粹罪行进行了较系统的法律追责和历史教育,其主流政治力量对纳粹主义保持明确否定态度。

日本也有和平主义传统,问题在于其历史认识长期存在相互矛盾的声音。对中国人而言,最让人警惕的并不是日本发展正常防务,而是历史态度与军事政策同时出现变化。

2026年7月,高市早苗仍担任日本首相;日本防卫省公布的2026财年防卫力量建设相关支出为8.809万亿日元,军力建设继续向远程打击、无人装备和综合防空等方向推进。必须说明,防卫预算增长不能直接等同于军国主义复活。

国际环境变化,日本有自己的安全考虑。但一个曾对亚洲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国家,在扩大军事能力时,更有责任清楚说明力量边界,谨慎处理台湾地区等高度敏感问题。

历史记忆之所以在2026年仍然鲜活,还有一个令人沉重的原因:亲历者正在加速离去。截至2026年4月3日,登记在册的南京大屠杀在世幸存者仅剩21人。

见证者越来越少,意味着历史保存更依赖档案、遗址、证言和下一代人的传承。值得注意的是,中日民间并非只有对立。

2026年7月,日本“和平之旅访华团”第31次来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日本民间人士主动了解侵略历史,说明正视过去并不会制造仇恨,反而有助于两国建立更加可靠的信任。

因此,题目中的“仇恨最大”,更准确的表达应该是:中国人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痛感最深,对历史翻案的警惕最强。这种情绪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战争规模、殖民性质、平民伤亡、家族记忆和战后态度共同塑造的。

中日关系能否真正走出历史阴影,不取决于中国人是否被要求“赶快忘记”,而取决于日方能否持续尊重历史事实,同军国主义明确切割,并在现实安全问题上保持克制。信任不是靠一句“向前看”建立的,而要靠长期行动积累。

铭记侵略,不是为了把仇恨传给下一代,而是为了让下一代知道和平从来不是凭空得到的。尊重普通日本民众,坚持中日友好,与反对军国主义、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并不矛盾。

越是希望两国和平相处,越不能允许历史被掩盖和篡改。中国人民记住那场战争,最终目的不是报复,而是避免悲剧重演。

谁能够正视历史、维护和平,中国人民就愿意同谁合作;谁企图美化侵略、挑战历史结论,中国人民就必然保持警惕。这不是狭隘的民族情绪,而是一个曾经付出巨大牺牲的国家,对和平最基本的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