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外来的“女婿”，靠联姻成了日后的“金雀花王朝”祖先。一个法国小贵族，从姻亲变皇亲，不靠打仗，全靠谱系运算。

问题是，这种谱系不稳定。贵族谱牒不完备，许多子嗣无权继承；女性继承容易被驳回，旁支混杂，合法性容易被质疑。于是，只能打婚姻擦边球。娶个外族媳妇，绑来地；嫁个外族丈夫，送走家产。

到了近代，连贵族头衔都能“外卖”。19世纪末，美国富豪带女儿嫁进英国破落贵族，换头衔、换庄园，成了“美元公主”。

英国伯爵接盘美国金主，女方出嫁时带上整座煤矿，男方把“世袭男爵”捧成嫁妆回礼。

贵族不是不想传，是传不起。近亲婚配太普遍，贵族家族间反复联姻，造成后代体质脆弱，导致高比例的遗传病和早夭现象。贵族自己把谱系烧断了，再用外婚来补。

12世纪之后，法国和英格兰都推行“长子继承制”，目的是维持领地不分家，但又强化了继承风险：长子死了，二子资格低；全家绝嗣，领地失效。王权趁机回收土地，贵族身份连地一起归零。

所以领主才怕绝嗣——绝的是地权、军权、社交圈，断的是家族的财政生命线。

制度已裂缝，婚姻就成了“修补工”，但修得了一时，修不出长久。

谱牒在手，万世荣宠不愁

看回中国，王谢风流靠得住，靠的是谱牒。

两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如王、谢、桓、郗、庾等，几乎没有“绝后”这个概念。宗法制度不是让人认亲热闹，而是让“支子转正”顺理成章。

《晋书·桓温传》记载：桓温妻出自王导家族，虽桓家战功显赫，但“欲求世业”，得靠“士族联姻”。

桓温儿子入仕靠的不是战绩，而是王家那一纸婚书。士族联姻不是结婚，是认门第、拉血统、保血脉。

士族家庭有事先编好的“世谱”，哪个支房，哪门婚姻，什么生卒，年年更新。这些谱系一旦形成，在官场、婚嫁、祭祀、升学中通行无碍。

吏部尚书查族谱排仕途，太学生看谱认老师，连选婿都翻档案。东晋时，六朝士族普遍将家谱报送朝廷，由官方登记，成为门第“身份证”。

所以，中国的贵族不是靠“地”，而是靠“血”。只要血脉在，哪怕支房再远，也能接续正统；哪怕主脉断绝，也可过继或回族补位。继承从不靠婚姻勾兑，靠的是谱牒正宗。

更关键，中国没有“领主权利”，士族依附于官位和礼法。贵族家庭的核心资产是文化传承、政治资源和科举准备，而非世袭土地。土地可以流转，门第不可动摇。

西晋末，洛阳陷落，士族南渡，王导率门生故吏渡江，到了南京就能重起炉灶，开东晋一朝。不靠刀枪，靠的是谱系+学问+婚姻网三件套。

当年荀氏、庾氏、谢氏三大家族轮流做宰辅，能传五代不绝，靠的是体系健全、制度允许。宗法制度本身就是个“血脉分配机制”，专为防止断代设计。

在欧洲，谱断了，头衔就没了；在中国，谱在，人就能续。

族谱不光是纸上的名字，更是中国贵族不绝的“制度底气”。

联姻是保命，还是跑路？

欧洲贵族的婚姻，有时是求生工具。

说穿了，很多时候，联姻不是为了结亲，是为了保权、保命、保地盘。

13世纪英格兰都铎王朝晚期，伊丽莎白一世身边几十年围绕一个问题转圈：该嫁谁？嫁西班牙？嫁法国？嫁苏格兰？每一个选择背后都关乎领土和继承——她最终谁都不嫁，只为防止被外族“继承”。

但不是每个贵族都能等着不嫁。14世纪起，英法两国大量贵族通过“娶孤女、嫁遗孀”来并地并权，家谱成了攻防战场。贵族越是破产，越爱找有地的遗孀。联姻成了“继承捷径”，也成了“权力转移”。

到19世纪，这套玩法依然流行。美国石油大王范德比尔特的女儿嫁给英国侯爵；铁路巨头古尔德的孙女嫁进德国亲王府。对欧洲贵族来说，这是续命；对美国富豪来说，这是镀金。

联姻不是爱情，是土地谈判。谱系乱、财权分、子嗣少，联姻就成了“最后一根梁”。

而在中国，贵族婚姻是门第认同、仕宦布局和宗法维系。王氏联姻谢氏，是为了进入朝局；庾氏嫁给桓氏，是为了稳固东晋南渡新贵的官僚系统。

婚姻之外，还有谱牒、宗族、科举三道安全线。一个家族断一房，另两房能接上；一个嫡系亡故，支系即可继位。即使战乱不断，家族依然延续。

不是谁都能建制度，谁都能传百年。贵族之所以能“贵”，从来不靠金钱换头衔，而要靠制度保传承。

谁家王侯能续上百年，看的是谱系，撑得住乱世靠的是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