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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黄康俊小说《七月水鼓岛》的艺术风格 /田宏朋

时间:2025-10-07 09:30:07 点击: 【字体:

༺๑【文学评论✍】๑༻

浅论黄康俊小说《七月水鼓岛》的艺术风格

□ 田宏朋

引言:水鼓岛的文学坐标与审美价值

黄康俊的短篇小说《七月水鼓岛》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邃的思想内涵,在1991年广东省19市羊城晚报“岭南文艺专页”评奖中荣登优秀作品榜首,著名评论家谢望新以精准的评述,揭示了作品所承载的文化重量与精神坚守。这篇不足万字的小说,以雷州半岛海域的水鼓岛为地理支点,通过一对新婚夫妇的探险经历,串联起个人记忆与集体创伤、爱情传奇与家国历史,在看似平淡的叙事中构建起意蕴丰赡的艺术世界。本文将从叙事结构的时空编织、语言系统的诗性建构、新历史观的在地化表达、哲学意蕴的生存叩问以及岭南文化的精神图谱五个维度,全面剖析作品的艺术风格与审美价值,揭示这部当代岭南文学经典如何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处,完成对人性光辉与民族精神的诗意书写。

插图 刘以林

一、叙事结构:多维交织的时空叙事艺术

黄康俊在《七月水鼓岛》中展现出精湛的叙事调控能力,通过三重时空维度的有机融合,构建起立体交织的叙事网络。这种叙事结构不仅服务于故事推进,更成为承载历史记忆与人性思考的重要艺术载体,体现了作家对现代小说叙事技巧的娴熟掌握与创新运用。

(一)表层时空:现实探险的线性叙事

小说以“我”和新婚妻子的水鼓岛探险作为显性叙事线索,遵循时间线性发展逻辑。从“七月的日头,毒得要把人烤出油来”的正午出发,历经四浬水路的泅渡、岛岸的初探、碉楼的奇遇,到“岛尽头的夕阳在奋力西坠”的黄昏返程,构成完整的一日时间闭环。这种现实时空的线性叙事如同坚固的船骨,为整个故事提供了稳定的叙事框架和清晰的空间坐标。作家对现实时空的处理极具电影镜头感,开篇“阳光从她睫毛的缝隙漏下,在锁骨窝里蓄成两汪晃动的光幻”的特写,与结尾“小艇载着我们缓缓离岛”的远景镜头形成呼应,在视觉化叙事中强化了现实时空的质感。

(二)中层时空:历史记忆的嵌入式叙事

在现实探险的叙事进程中,作家巧妙地嵌入历史记忆的叙事层,形成“现在时”与“过去时”的对话。当“我”在碉楼中认出七婶后,随即通过“记忆中的那个七月夜晚”的过渡,将19世纪末20世纪初雷州半岛人民反抗“番鬼佬”的历史事件娓娓道来。这种嵌入式叙事并非简单的情节补充,而是通过“二叔的讲述”、“村里的传说”等多重叙事媒介,构建起历史记忆的多声部叙述。作家刻意模糊了历史叙事的确定性边界,如“后来,‘番鬼佬’终于滚蛋,海盗刑满出狱”的概括性表述,与七婶日复一日摇舢板守望的具体细节形成张力,既保持了历史的宏大轮廓,又凸显了个体命运在历史洪流中的坚韧与微光。

(三)深层时空:文化心理的循环叙事

在显性的线性叙事与中层的嵌入式叙事之下,还潜藏着文化心理的循环时空结构。七婶将伤残的屈尾鲎视为丈夫大蟹强的化身,每日守望其按时归巢,这种行为本身构成时间的循环仪式;二叔多年来持续为七婶送去煤油火柴,维持着跨越时间的情感联结;而“我”与妻子的水鼓岛之行,实则是对家族记忆与民族创伤的一次代际传承。这种循环时空在小说结尾形成强烈的情感冲击——当“我”认出晒棚上那只“尾巴短半截,壳上有块黄月牙”的鲎壳时,现实时空与历史时空、个体命运与集体记忆瞬间碰撞融合,循环的时间链条被残酷切断,产生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这种三重时空的叙事结构,使小说突破了短篇体制的局限,在有限的篇幅内实现了历史纵深与人性深度的双重拓展。

插图 刘以林

二、语言特色:诗意与张力并存的语言系统

《七月水鼓岛》的语言艺术代表了黄康俊文学创作的语言成熟度,作家将地域方言的鲜活质感、古典文学的诗性表达与现代小说的语言张力有机融合,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文学语言系统。这种语言既扎根于雷州半岛的文化土壤,又超越了地域局限,形成兼具乡土气息与审美普遍性的语言风格,为小说主题的呈现提供了精准而富有表现力的语言载体。

(一)感官通感的意象营造

作家擅长运用通感手法构建意象体系,使客观景物与主观情感在语言层面实现深度交融。开篇描写妻子的呼喊“带着大兴安岭霜粒子的呼喊,像三块鹅卵石接连投入水面”,将听觉(呼喊)转化为触觉(霜粒子)与视觉(鹅卵石落水),既表现了北方口音的特质,又暗示了外来者与海洋文化的初次碰撞。对七婶外貌的描写“眉间那颗醒目的朱砂痣,宛如退潮后顽强附在礁石上的海星”,则将人体特征(朱砂痣)与海洋生物(海星)并置,在视觉意象的转换中暗含对人物性格的隐喻。这种通感意象在小说中形成密集网络:“空气滞重得令人窒息”(触觉转味觉)、“声音被海风拧得发涩”(听觉转触觉)、“记忆中的那个七月夜晚,闷雷在远处滚来滚去”(听觉转视觉),多维度的感官体验使语言呈现出立体的审美效果,增强了文本的感染力与表现力。

(二)方言土语的创造性转化

黄康俊对方言土语的运用绝非简单的地域风情展示,而是进行了艺术化的创造性转化,使其成为塑造人物、营造氛围、表达文化身份的重要语言手段。小说中“番鬼佬”(对殖民者的称呼)、“屈尾鲎”(尾巴伤残的鲎)、“嗨”与“海”的发音差异等方言元素,既保留了雷州半岛的地域特色,又通过上下文的语境设置,使非方言读者能够准确理解其含义。尤为精妙的是对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处理:大兴安岭姑娘“不咋地!但阿弟,这也是我家乡了,我喜欢!”的东北口音与直爽性格高度统一;七婶“后生人,讲了……你们也不会明的”的断续表达,既符合老人的语言特征,又暗示了其内心世界的封闭与深邃;二叔“这女人啊……上岛后,养了一只‘屈尾鲎’”的叹息式讲述,则体现了雷州汉子内敛深沉的情感表达方式。这种方言土语的创造性运用,使小说的语言系统既保持了鲜活的生活气息,又具有高度的艺术表现力,实现了“乡土性”与“文学性”的完美统一。

(三)节奏张弛的叙事语言

作家对叙事节奏的控制臻于化境,通过语言的疏密缓急形成富有韵律的叙事节奏,与小说情感张力的起伏保持同步。在描写“我”与妻子泅渡水鼓岛时,语言简洁明快:“足足有四浬水路,加上烈日当空,游近岛岸时,我已有点气喘咻咻”,短句与感叹词的运用模拟了游泳时的急促呼吸;而转入七婶守望故事时,语言则变得舒缓悠长:“年复一年,无论骄阳似火还是风雨如晦,那痴情的女子,便准时摇一叶舢板,泊在西海湾那片命定的水域”,长句与排比结构的运用营造出时间的绵长感。在关键情节处,作家采用“慢镜头”式的语言处理,如发现鲎壳的场景:“目光猛地钉死在船板栅栏的晒棚上——前天被宰杀那只鲎的遗骸,赫然曝晒着:暗褐的大小两爿鲎壳,粘连着半截残尾!”破折号与感叹号的密集使用,配合“钉死”、“赫然”等强语气词,使叙事节奏骤然停顿,形成强烈的情感冲击。这种张弛有度的叙事语言,不仅增强了文本的阅读快感,更使语言形式与情感内容达到高度和谐。

插图 刘以林

三、新历史观:个体命运照亮的历史图景

《七月水鼓岛》对历史的书写突破了传统宏大叙事的窠臼,以新历史主义的视野重构了雷州半岛的近代历史记忆。作家摒弃了英雄史观与阶级叙事的惯性思维,转而聚焦历史洪流中的普通个体,通过七婶、大蟹强、二叔等边缘人物的生命轨迹,揭示历史的复杂性与人性的多面性,形成独具特色的“小人物的大历史”书写范式,体现了当代文学历史叙事的新维度与新可能。

(一)去英雄化的历史重构

小说彻底颠覆了传统历史叙事中的英雄塑造模式,将被正史遮蔽的“海盗”与“渔妇”推到历史前台。大蟹强作为“曾在东南亚沿海威名赫赫的海盗”,既是反抗殖民者的“雷州岛民的头领”,又是传统伦理中的“匪类”;七婶既是痴情守望的妻子,又是参与反抗斗争的“舍己为民”的义士。作家刻意模糊了英雄与反派、正义与邪恶的二元对立,通过“收起了往日的刀光剑影,毅然扛起鱼网”的行为转变,展现历史暴力如何在人性光辉中消弭。这种去英雄化的处理并非解构历史正义,而是通过更具烟火气的个体命运,呈现历史真实的复杂面相——当“海盗”放下刀枪成为渔民,当“番鬼佬”的压迫转化为日常的守望,历史不再是遥远的宏大叙事,而成为可感可知的生命体验。

(二)日常生活的历史见证

在黄康俊的历史视野中,日常生活并非历史的空白地带,而是承载集体记忆的重要场域。小说通过“摇舢板”、“赶小海”、“垒鲎窝”等日常行为,构建起抵抗历史遗忘的记忆机制。七婶日复一日摇舢板守望监狱窗口的行为,将宏大的政治抗争转化为身体的仪式化实践;她在滩上为屈尾鲎“垒了个窝”的日常劳作,成为对抗历史虚无的精神寄托;二叔“艇上赫然摆着一罐沉甸甸的煤油和一包火柴”的细节,则暗示了普通民众对历史创伤的默默承担。这些日常生活场景构成的“微观历史”,比任何宏大叙事都更具历史穿透力——当“番鬼佬滚蛋”的政治胜利早已湮没在时间长河中,七婶守望的身影却在水鼓岛上刻下永恒的历史印记。作家正是通过这种“以小见大”的叙事策略,揭示了日常生活作为历史见证者的独特价值。

(三)创伤记忆的代际传递

小说深刻探讨了历史创伤的代际传递机制,展现了集体记忆如何通过家庭口述、民间传说等非官方渠道得以延续。“我”对历史的认知最初来自“二叔的讲述”和“村里的传说”,这些碎片化的记忆通过代际传递,在“我”的意识中构建起对祖辈历史的认知图景。当“我”向妻子讲述大蟹强与七婶的故事时,完成了历史记忆的又一次代际传递;而妻子对“爱情”“爱国”等概念的质疑,则代表了年轻一代对历史记忆的反思性接受。这种创伤记忆的传递并非简单的复制,而是在每一代人的理解中获得新的生命。作家通过“我”认出鲎壳时的“惊悸如冰冷的海水漫过胸膛”,展现了历史创伤如何跨越时空,在当代人的心灵中激起共鸣。这种历史记忆的代际传递机制,既保证了集体记忆的延续性,又赋予历史以面向未来的开放性。

插图 刘以林

四、哲学意蕴:生存困境中的精神坚守

《七月水鼓岛》超越了地域文学的局限,在对雷州半岛风土人情的描绘中融入深刻的哲学思考,形成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普遍性叩问。小说通过水鼓岛这一象征性空间,探讨了时间与永恒、记忆与遗忘、绝望与希望等根本的哲学命题,展现了作家对人类精神现象的敏锐洞察与深度思考,使作品在审美价值之外获得了丰厚的哲学内涵。

(一)时间哲学的意象呈现

水鼓岛作为小说的核心意象,承载着作家对时间本质的哲学思考。以“倔强的海龟”的比喻精准捕捉了这一意象的时间属性——海龟的缓慢移动与水鼓岛的恒久静默,构成对线性时间观念的潜在挑战。小说中大量出现的循环时间意象,如每日准时归巢的屈尾鲎、年复一年守望的七婶、持续送煤油的二叔,都在演绎着尼采所说的“永恒轮回”。然而作家并未止步于循环时间的简单呈现,而是通过“三天未归的鲎”这一情节设置,打破了循环的完美性,在循环中引入断裂,在永恒中植入有限。这种时间哲学的意象化表达,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周而复始”的时间观念,又融入了现代哲学对时间有限性的思考,形成独特的时间美学——当夕阳“执拗地将血色的生命,捧向无垠长空,熊熊燃烧”时,时间在毁灭与重生的辩证中获得永恒意义。

(二)记忆伦理的深刻追问

小说通过多重记忆载体的构建,展开对记忆伦理的哲学追问:在历史真相与情感需求之间,个体应当如何选择记忆的形式?七婶将屈尾鲎想象为丈夫化身的“认知偏差”,实则是创伤记忆的自我保护机制;二叔对往事的沉默与对七婶的持续关照,体现了记忆的责任伦理;“我”对妻子讲述历史时的犹豫与选择,展现了记忆传递中的伦理困境。作家特别探讨了“选择性记忆”的伦理正当性——当七婶明知“那鲎还没影儿,怕是真遭了难”却依然坚信“天黑就回”时,这种看似自欺欺人的记忆选择,实则是人类面对生存困境时的精神自救。小说结尾“海里的鲎再多,也再没有属于这个女人的那一只了”的慨叹,既是对记忆唯一性的确认,也是对记忆伦理的终极肯定——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保有记忆的权利或许是人类最后的尊严。

(三)存在主义的生存抉择

从存在主义哲学视角看,《七月水鼓岛》呈现的正是人类面对荒诞处境时的自由抉择与精神坚守。水鼓岛作为“没什么观赏景致”的“老且丑”的孤岛,象征着人类存在的荒诞境遇;七婶被海风雕琢却“毫无寻常渔妇的沧桑佝偻”的形象,则代表了面对荒诞的反抗姿态。作家通过三组存在主义抉择展开哲学思考:大蟹强从“刀光剑影”到“扛起鱼网”的转变,是对暴力生存方式的否定;七婶放弃正常生活选择上岛守望,是对精神信仰的执着;二叔终身未娶默默守护,是对他者命运的责任承担。这些抉择共同指向加缪所说的“反抗荒诞”的生存哲学——当大蟹强收起刀枪、七婶点燃渔灯、二叔摇着舢板时,他们在看似无意义的世界中创造了意义,在绝望的境遇中坚守了希望。这种存在主义的精神坚守,使小说超越了具体的历史语境,获得了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普遍性观照。

插图 刘以林

五、岭南文化的精神图谱:海洋文明的韧性书写

作为岭南文学的重要代表作,《七月水鼓岛》深刻植根于雷州半岛的文化土壤,通过对海洋地理、民俗风情与精神特质的诗意描绘,构建起岭南文化的精神图谱。作家并非简单陈列地域文化符号,而是深入挖掘岭南文化中“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守望相助”的群体意识与“和而不同”的包容胸怀,展现了海洋文明孕育的独特精神气质,为理解岭南文化提供了文学的范本。

(一)海洋地理的文化隐喻

雷州半岛“陆边海”的特殊地理位置,在小说中升华为独特的文化隐喻。水鼓岛作为“湾外那片茫茫水域中”的孤岛,既是地理空间的边缘地带,又是文化精神的核心象征。作家通过“四浬水路”的空间阻隔、“玄武岩绝壁如同被海神啃剩的兽骨”的地貌描写、“西南风裹挟着燠热的湿气”的气候特征,构建起海洋文化的地理语境。这种地理语境绝非简单的环境背景,而是深刻影响人物性格与文化精神的重要因素——大蟹强“东南亚沿海威名赫赫”的闯荡精神,七婶“如百年古寺中被檀香熏染的观音瓷像”的悲悯气质,二叔“目光长久滞重地粘在远处水天一线”的海洋性格,都深深植根于雷州半岛的海洋地理基因。小说中黄康俊精心设置的“海!海!海!——”的呼喊与“嗨”的这两个字眼的发音让渡,看得出是作家一种深刻哲思的锐利投射,既标志着外来者对海洋文化的认同,也暗示了岭南文化开放包容的特质,用法巧妙却颇具功力。

(二)民俗风情的精神解码

黄康俊对雷州岛民俗风情的描写,始终指向对文化精神的深度解码。“赶小海”作为雷州半岛重要的民俗活动,在小说中被赋予丰富的文化内涵——七婶“从石缝里抠出些小螺小贝”的动作,既是谋生手段,又是与海洋对话的方式;“垒鲎窝”的行为将海洋生物纳入人类生活秩序,体现了岭南先民“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而“摇舢板守望”则将海洋民俗升华为精神信仰。作家对“鲎”这一海洋生物的文化编码尤为精妙:作为“活化石”的鲎见证了雷州半岛的历史沧桑,“雌雄一旦结侣,终身相守”的习性成为爱情忠贞的象征,“尾巴伤残半截”的屈尾鲎则暗喻了历史创伤的永恒印记。这些民俗风情的描写共同构成岭南文化的“活态档案”,使小说成为理解雷州历史文明的微型百科全书。

(三)精神特质的现代传承

黄康俊笔下的水鼓岛,不仅是地理空间与民俗风情的载体,更是岭南精神特质的熔炉与传承场域。作家通过三代人物群像的塑造,揭示了海洋文明中坚韧、包容与守望三大核心精神在历史激荡中的赓续与嬗变。

七婶:苦难淬炼的母性神性

七婶的形象超越了传统渔妇的刻板书写。她的守望既是个人情感的执念,更升华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精神图腾。作家以宗教般的笔触描绘其外貌:“被海风雕琢得沟壑纵横的脸庞毫无沧桑佝偻,反透出古寺观音像的悲悯沉静”。这种“苦难—神性”的转化,正是雷州先民面对台风、海禁、殖民等生存压力时,将个体韧性升华为群体信仰的隐喻。她每日摇舢板的仪式化行为,如同西西弗斯推石上山,在无望中创造意义,彰显了岭南文化“向死而生”的生命哲学。

二叔与大蟹强:从暴力抗争到伦理担当

大蟹强从“威震东南亚的海盗”到“默默扛起渔网的渔民”的身份转变,暗合了岭南精神从外拓锋芒向内聚持守的转型。他的“放下屠刀”并非怯懦,而是对暴力循环的深刻反思,标志着海洋文明从“以力搏海”到“以德容海”的伦理成熟。二叔则代表了这种新伦理的践行者——他终身未娶,以“沉甸甸的煤油与火柴”为信物,将兄弟情义转化为对遗孀的世代守护。这种超越血缘的伦理共同体,正是岭南“守望相助”精神的极致表达,在个体命运与历史洪流的夹缝中筑起人性的堤坝。

“我”与妻子:跨文化视野下的精神对话

年轻一代的“探险”实则是文化基因的唤醒仪式。来自大兴安岭的妻子以“不咋地!但阿弟,这也是我家乡了”的宣言,完成了外来者对岭南精神的认同。她对七婶故事从“爱情?爱国?”的质疑到“泪水无声滑落”的共情,揭示了海洋文明的普世感召力。而“我”认出鲎壳时的惊悸,则是历史创伤在代际传递中的觉醒瞬间。作家通过这对夫妻的视角,构建起南北文化对话、传统与现代和解的精神通道,暗示岭南文化在全球化时代的开放性与适应性。

插图 刘以林

结语:孤岛如碑——岭南精神的永恒锚地

黄康俊的《七月水鼓岛》,如同一枚深嵌在雷州半岛文学版图上的玄武岩界碑。这座“倔强的海龟”般的孤岛,在作家多维交织的叙事经纬、诗性质感的语言熔铸、新历史主义的微观透视、存在哲学的终极叩问,以及岭南精神的深度解码中,最终升华为一座承载民族记忆与人类精神的永恒灯塔。

小说以不足六千字的篇幅,完成了一部巨著的三重超越:

地域性的超越:水鼓岛从雷州湾的地理坐标,跃升为人类面对历史创伤与生存荒诞时的精神象征。七婶的守望、大蟹强的转身、二叔的煤油、屈尾鲎的残壳……这些意象早已突破地域局限,成为抗争、救赎与记忆的全球性隐喻。

文体的超越:黄康俊将短篇小说的“方寸之地”拓展为史诗的疆域。三重时空的嵌套如同精密的潮汐发动机,在现实一日中涌动百年历史;方言与诗语的化合创造了“咸涩而璀璨”的文学晶体,让雷州古调在现代语境中焕发新声。

历史观的超越:当七婶将屈尾鲎视为丈夫化身时,一种“诗性正义”已然超越史料真伪。作家以新历史主义的烛火,照亮被宏大叙事遮蔽的个体命运沟壑,在碉楼的阴影与鲎壳的纹路里,刻写下比官方史册更撼动人心的民族心灵史。

黄康俊以“倔强的海龟”之喻,在通篇中获得更丰厚的阐释——这海龟既是背负历史碑碣的水鼓岛,更是岭南文化在殖民浪潮、市场大潮冲刷中始终昂首向洋的精神脊梁。黄康俊以出色的小说艺术炼金术,将雷州先民的血液、泪水与海水共同蒸馏,最终结晶出那颗名为“坚守”的盐。这颗盐沉在《七月水鼓岛》的叙事深海,至今仍在每一个翻开书卷的读者舌尖,泛起永恒的咸涩与回甘。

当文学坐标上的水鼓岛与人类精神版图中的卡夫卡城堡、马尔克斯马孔多遥相呼应时,我们终将领悟:所有伟大的地域写作,都是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深情注脚。黄康俊用这座南海孤岛证明,真正的文学经典,永远在退潮时分,为迷失的灵魂亮起一盏不灭的渔灯。

(作者系某大学在读文学博士)